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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林甫、孫景超、趙逸才:四十年來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
來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點擊數:2466 更新時間:2019-3-31

四十年來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

華林甫 孫景超 趙逸才

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也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近四十年來學術領域持續擴展,教學與研究單位數量一直保持增長勢頭,形成了一支穩定的學術隊伍,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

一、學科體系

()學科理論探索

對歷史地理學科性質的討論,20世紀80年代有關學科性質、任務和屬性等基本理論問題已經取得基本共識。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層出不窮的新說,既發生過地理學與歷史學之爭,也有人認為它是邊緣學科、或者它是社會學科、甚至它是獨立學科;分支學科,延展到歷史地貌學、歷史政治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農業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民族地理、歷史醫學地理、歷史社會地理、歷史科技地理、歷史區域地理、歷史文學地理、歷史地圖研制編繪理論等十余個分支領域的探索。大致說來,改革開放之初主要著重于對該學科的整體性討論,1990年以來則側重于各個分支學科的探索,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場景。其中,侯仁之、黃盛璋、朱士光、侯甬堅等討論活躍,其觀點已成為經典。

改革開放使人文地理學的地位得到了應有的確認,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也因此而得到了新的動力。1990年,譚其驤先生因勢利導,指出:“歷史人文地理將是歷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為繁榮的分支之一,在中國實現現代化進程中,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將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其他學科所無法替代的”。[]四十年來,歷史人文地理得到蓬勃發展,開辟了一個個新的分支領域,不斷有新的論著問世,加強了定量分析,運用了新的方法。所以,歷史地理學被認為是“一門具有高度應用價值與現實意義的學科”。[]從研究成果來衡量,歷史人文地理已成為歷史地理學的主體。

這方面集大成的著作有兩部,均由鄒逸麟先生主編,即《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和《中國歷史自然地理》兩部巨著,由科學出版社分別于2001年、2013年出版。

()奠基之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八冊),無疑是歷史地圖編繪史上的里程碑,也是歷史地理學科的奠基之作。這部上起原始社會、下迄清末光緒年間,包括18個圖組、305幅地圖、總共549頁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收錄了清代及其以前全部可考的縣級和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主要居民點、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峰、山脈、關隘、海岸、島嶼、長城、運河等約7萬個地名,具有準確、精細、嚴謹、科學等一系列的創新。《中國歷史地圖集》1987年出版齊全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高度評價,學術界一致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集中反映了我國歷史地理學和相關學科已取得的成就,是最權威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侯仁之院士評價道:“這是我國歷史地理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是對于歷史悠久的傳統特色的一個巨大發展。應該指出,這在同類地圖的制作中,也是舉世無雙的。”[]蔡美彪不但回顧其編撰史、介紹其內容,而且認為:“其規模之宏大,體例之周備,內容之詳贍,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如一個里程碑,標志著我國歷史地理學邁入了一個新階段。”[]因此,這部地圖集的出版還大大推動了我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是我國歷史地理學全面發展的一個預兆。

《中國歷史地圖集》內容僅限于疆域、政區,從1982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下,由譚其驤先生主編,學者們開始編繪包括二十個圖組、一千多幅地圖的三巨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時間下限也延伸至1949年。第一冊已于2012年出版,第二、第三兩冊不久也將面世

歷史地理學開山鼻祖顧頡剛和歷史地理學三大家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以及陳橋驛、石泉等諸先生構成了第一代學人,鄒逸麟、張修桂、鈕仲勛、朱士光、周振鶴等則是第二代學人的代表,他們培養的學生則為第三代學人。第一代學人的學術專著和個人論文集如《顧頡剛全集》《長水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河山集》[]<水經注>研究》[]等,都已成為經典著作,也為學科奠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學科體系建立

改革開放以來,歷史地理學在理論探討、學科基本建設、學術流派發展、各個具體分支領域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作為一門學科已經初具規模。侯仁之先生認為:“《歷史地理》的編輯和出版,標志著我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另有學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和《歷史地理》的創辦,才使歷史地理學最后擺脫了附庸的地位,其學科的獨立性始為學術界所承認。[]因此,譚其驤先生1989年認為:經過四十年的努力,中國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已經基本形成了。[11]作為本專業學術園地的兩大刊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季刊至今已出版了128輯,《歷史地理》集刊也出版了37輯。

經過三代學人的努力,以最近四十年來發表的成果而言,形成了一個自己的學科體系,可分為五大塊。1學科理論與方法,包括學科屬性之討論、研究對象之確定、地理學方法、歷史學方法等。學術界多數意見認同侯仁之院士關于歷史地理學科屬性為地理學的觀點,也公認譚其驤院士等學者強調運用歷史學方法的重要性。2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歷史政區地理、歷代疆域盈縮、歷史經濟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交通地理、歷史軍事地理、歷史社會地理、歷史文化地理等分支。3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地貌、水文、氣候、自然災害、海陸變遷、植被變遷、動物分布與變遷等;但隨著人類改造自然的作用越來越大,已無純粹的自然界。4歷史地理文獻研究,包括傳世文獻,如十六部正史地理志、歷代地理總志及《華夷圖》《廣輿圖》《皇輿全覽圖》等輿地圖;佚失和出土文獻,前者如漢唐時期大量的地理類佚書,后者有如1986年天水發現的放馬灘秦圖、1973年長沙出土的馬王堆地圖等。5歷史地圖學,其中編繪歷史地圖是歷史地理學取得最為主要成果的領域。

在學科體系形成的過程中,杜瑜、朱玲玲編的工具書《中國歷史地理學論著索引(1900-1980)》(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起了重要作用。

()學術組織、學術單位與學術活動

歷史地理學科的學術組織,是隸屬于中國地理學會的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任主任委員有侯仁之、陳橋驛、鄒逸麟、葛劍雄,現任主任為吳松弟。歷任專業委員會委員,覆蓋了絕大多數學術單位,委員會的規模從最初的十余人擴展到現任委員有50人整。

學術單位,成立較早的有五家,新增的有十余家。較早的五家單位分別是: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目前,復旦大學仍然是人數最多、學術力量最強、成果最豐富的歷史地理學專業單位,而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的歷史地理研究機構業已撤銷。新增的十多家機構,分布在武漢大學、暨南大學、西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太原師范學院、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廣西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河南大學、云南大學等。

在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的協調下,至今已在全國各地召開了十八次國際性或全國性的學術年會(詳見下圖[12],還有一些小型的專題研討會,對促進學界交流、豐富學術成果、提升學科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傳統學術領域發揚光大

()歷史人文地理

1.歷史疆域研究

對中國疆域變遷的歷史研究,具有悠久傳統。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以地圖形式表現中國歷史疆域政區的權威成果。譚其驤提出了“以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范圍”[13] 這一著名論斷,即著名的“歷史中國”學說,逐步成為學界的共識。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國邊疆研究所)是這一領域的學術重鎮。其成果主要有:馬大正總主編《中國邊疆通史》叢書(含《中國邊疆經略史》《東北通史》《中國海疆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西域通史》《北疆通史》7部著作),是關于邊疆研究的基礎性總論;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詳盡的中國近代邊界史專著,也是迄今為止研究中國近代邊界變遷的集大成之作。

具體研究方面:對于中朝邊界的研究,主要有楊昭全、陳慧、李花子等人的成果[14];對于西南邊界的研究,主要有方國瑜著《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中華書局1987年版),尤中著《中國西南邊疆變遷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中俄邊界方面,主要有劉遠圖、劉家磊等的研究[15],一度成為學界熱點的“常凱申”事件也產生于這一領域[16]。同時,樊明方對唐努烏梁海、朱昭華等對中緬邊界等問題均有研究[17]楊公素、呂昭義、房建昌等對中印邊界和李國強、孫宏年等對中越邊界的研究,也頗值得稱道。陳維新利用庋藏于臺北故宮的晚清邊界條約與地圖發表了一系列成果,亦具參考價值。

傳統陸地邊界研究外,海疆問題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總體性成果主要有安京、張耀光、張煒和方堃等人的著作。南海諸島問題,主要有韓振華編《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韓振華著《南海諸島史地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劉南威著《中國南海諸島地名論稿》(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等,還有李金明、李國強的重要成果,近年來對于民間文獻《更路簿》的研究也逐步展開。對于釣魚島,功力最深者當推鄭海麟著《釣魚臺列嶼——歷史與法理研究》(增訂本,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吳天穎、鞠德源、謝必震、張海鵬等也有重要成果[18]日本學者井上清所著《釣魚島:歷史與主權》一書被翻譯引入(賈俊琪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影響較大。

邊疆研究一直較為興盛,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現實問題的制約,其研究仍有繼續深化、擴展的必要與可能。

2.歷史政區與地名研究

歷史政區研究淵源于傳統的沿革地理,基礎深厚,成果豐碩。《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主要內容,即是表現歷代疆域之內的政區。周振鶴著《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第一部斷代政區地理研究成果。此后,靳潤成對明朝總督巡撫轄區、李曉杰對東漢政區、胡阿祥對六朝疆域與政區、后曉榮對秦代政區、馬孟龍對西漢侯國、胡恒對清朝縣以下區劃等問題研究較深。周振鶴主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2016年出版,2017年修訂版),共計1318冊,是第一部大型的行政區劃通史,也是繼《中國歷史地圖集》后歷史政區地理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若以地域為單元,石泉開創了古代荊楚地理研究,考辨精深而自成體系(氏著《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及其《續集》,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和2004年版),徐少華、陳偉、魯西奇、晏昌貴等在繼承中發揚光大。與此同時,史念海對黃土高原、鄒逸麟對黃淮海平原、孫進己與馮季昌對東北地區、李并成對河西走廊、張步天對洞庭湖平原、藍勇對長江三峽等地均有較深入研究,其中都包含了對相關地域政區沿革的考證復原。

對于歷代政區變化規律的探討中,周振鶴《行政區劃史研究的基本概念與學術用語芻議》(《復旦學報》2001年第3期)與《范式的轉換:沿革地理-政區地理-政治地理的進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二文,提出了研究范式轉化的問題,對行政區劃史的概念、術語予以了界定。周振鶴提出了歷代政區邊界劃分中“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兩大原則,郭聲波《中國歷史政區的圈層結構問題》(《江漢論壇》2014年第1期)對歷史政區中橫向的圈層結構問題展開了有益的探索。對于行政區劃層級的變化,周振鶴、華林甫先后提出“兩千年三循環說”[19]和“兩千五百年兩大循環說”[20],具有理論總結的重要意義。

政區地理的研究與現實關系密切,張文范主編《中國省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匯集了改革開放初期學界對省制問題的討論;綜論性著作有劉君德等編著《中國政區地理》(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華林甫等著《中國省制演進與未來》(東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則是討論古今行省制度的專題性著作。

歷史政區地理的研究,與歷史地名研究密不可分。相關研究主要有徐兆奎著《歷史地理與地名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孫冬虎等編著《中國地名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華林甫著《中國地名學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國地名學史考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等。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初版,2017年增訂本)是迄今收錄歷史地名最全面的歷史地名工具書,其他還有戴均良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等。

同時,有一批政區地理資料整理成果問世,如譚其驤主編的“歷代正史地理志匯釋”叢書目前已經出版的有《遼史地理志匯釋》《兩唐書地理志匯釋》《宋史地理志匯釋》《漢書地理志匯釋》《宋書州郡志匯釋》《續漢書郡國志匯釋》等。另有牛平漢主編《清代政區沿革綜表》(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版)與《明代政區沿革綜表》(中國地圖出版社1997年版)等。王仲犖著《北周地理志》(中華書局1980年版)、施和金撰《北齊地理志》(中華書局2008年版)兩書出版,標志著清代乾嘉以來補撰正史地理志的工作已填滿了所有朝代。

歷史政區地理的研究成果豐碩,但多為斷代研究,通論性的著作較少,尤其是對于行政區劃制度的通代研究(如郡、縣、州、府、路、軍、監、廳等),以及政區要素中的邊界、幅員、等第、治所等問題研究,尚有待加強。

3.歷史城市地理

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化進展迅速,歷史城市地理研究得到了巨大發展。侯仁之先生的博士論文[21](已由鄧輝等翻譯成中文《北平歷史地理》出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是歷史城市地理的開創性成果。通論性著作有馬正林編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孝聰著《歷史城市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斷代和地域性研究成果中,褚紹唐對上海、侯仁之與尹鈞科等對北京、韓光輝對宋遼金元建制城市、吳宏岐對西安、孫靖國對桑干河流域城市的研究成果較為突出。

歷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點集中于古都與市鎮研究。對于古都學研究及古都的認定標準,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從“六大古都”到“七大古都”的演變,但社會上曾流傳有八大、九大乃至十大古都等說法在學界尚未取得共識。主要成果有譚其驤《中國歷史上的七大首都》(上、中)(《歷史教學問題》1982年第13期)、史念海《中國古都學芻議》(《中國古都研究》第3輯,1985年)和史念海著《中國古都和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等。葉驍軍和楊寬著重于歷代的都城制度研究,朱士光、葉驍軍與丁海斌等人關注了古代的陪都城市,丁超著重研究元代京畿(上都與大都)。作為大眾普及讀物,陳橋驛主編《中國六大古都》(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與《中國七大古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5年重印)、朱士光主編《中國八大古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趙永復編著《十大古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亦有相當影響。周振鶴《東西徘徊與南北往復——中國歷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一文(《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從政治地理的角度探討了五大古都的定位問題,具有較強的理論總結意義。另有學者提出了“后都城時代”的概念并做了相關研究,值得借鑒。

市鎮是中國傳統社會城市發展的特殊形態,尤以江南地區為著。較早的成果有劉石吉著《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后來樊樹志、包偉民、范毅軍等均有重要成果[22]。傅宗文研究宋代草市鎮,任放等人關注了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王慶成、許檀、熊亞平、劉景純等對歷史時期北方地區的城鎮進行了研究[23]。市鎮研究是由資本主義萌芽宏大命題引申出來的實證研究典范,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城市地理研究方向。

總體來看,歷史城市地理研究既有傳統基礎,又有現實關懷,成果豐碩。但多以實證研究為主,理論探討仍較為缺乏。美國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中華書局,2000年),創立了中國古代城市研究的“施堅雅模式”,在學界產生過重大影響。國內研究中,成一農著《古代城市形態研究方法新探》(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年)、任放著《中國市鎮的歷史研究與方法》(商務印書館,2010年)等對此有所討論。

4.歷史經濟地理

經濟為國計民生之本,歷來是歷史地理研究的重點。史念海先生著《河山集(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版)開創了中國歷史農業地理研究的傳統,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其創立的歷史農業地理研究團隊成果豐富。1993年至2002年,共計出版歷史農業地理研究成果15種(斷代3部,區域12部)。韓茂莉著《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是第一部斷代農業地理專著,郭聲波著《四川歷史農業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第一部區域歷史農業地理專著,蕭正洪著《環境與技術選擇:清代中國西部農業技術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總結了歷史農業地理研究中環境與技術的關系,王社教《歷史農業地理學研究芻議》(《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對該領域進行了初步的理論總結。對于農業地理的其他部門研究中,鄒逸麟對蠶桑業、華林甫對唐代的粟麥稻、韓茂莉對宋代的麥桑麻、曹樹基對清代的玉米番薯等作物均有研究,王建革等人則關注了清代以來內蒙古與華北地區的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

20世紀90年代以來,吳松弟、戴鞍鋼等從探討港口-腹地關系入手,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地理的變遷。這一研究始于戴鞍鋼著《港口·城市·腹地——上海與長江流域經濟關系的歷史考察(18431913)》(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以吳松弟主編的九卷本《中國近代經濟地理》叢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為總結,展示了中國近代經濟地理“自東向西,由邊向內”的空間演變過程。

理論探討方面,鄒逸麟《我國古代經濟區的劃分原則及其意義》(《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4期),提出了劃分古代經濟區的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個標準;王尚義、張萍等人對歷史商業地理學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24]

歷史經濟地理的成果豐富,但其各個分支的發展仍不平衡,即使最為成熟的歷史農業地理研究,內容也未能涵蓋大農業(農林牧副漁)的范圍,其他分支的發展也有待成熟。

人口是重要的經濟要素,近四十年來出現了較多的成果。葛劍雄著《西漢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國內第一部斷代歷史人口地理著作。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翻譯引入后[25],產生了較大影響。斷代人口地理研究中以唐代人口研究最盛,先后有翁俊雄、凍國棟、費省等人的多部專著問世[26]。地域性研究中,韓光輝對北京、薛平拴對陜西、路偉東對清代陜甘的人口地理問題有深入探討。

移民是人口地理的重要內容。譚其驤、周振鶴等人論證了中國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移民事件(晉永嘉喪亂、唐安史之亂、宋靖康之變)。總論性研究以葛劍雄主編六卷本《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影響最大;區域性與斷代性研究,主要有張國雄對兩湖地區、陸韌對云南、安介生對山西、牛建強對明代、藍勇與黃權生對“湖廣填四川”等研究成果。

按朝代、地域、要素匯編歷史人口數據資料方面,梁方仲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書頗獲好評(曾多次重印),但楊子慧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則受訾議。[27]

進入21世紀以來,與人口和移民相關的政治史、經濟史、環境史、社會文化史等研究依然興盛,研究空間依然廣闊。

5.歷史軍事與交通地理

軍事地理具有重要的歷史與現實價值,其研究也相當可觀。史念海著《河山集(四)》(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主要收錄了歷史軍事地理研究的論文。施和金《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分布》(《歷史地理》第12輯,1995年)與金麟《中國近現代戰爭的地理分布》(《歷史地理》第15輯,1998年),分別統計了中國古代和近代戰爭的時空分布與變化過程。施和金點校了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軍事地理著作《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史地圖集》(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年版)是第一部系統完整反映中國戰爭發展的大型歷史地圖集。宋杰、饒勝文、胡阿祥、程龍等對地理環境與軍事戰爭戰略關系做了有益探討[28]。其他研究以考證戰爭地點為主,如鄒逸麟對垓下之戰,辛德勇對巨鹿之戰與垓下之戰,張修桂對赤壁之戰,靳生禾對山西古戰場等均有深入研究。

長城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軍事防御工程,主要研究成果有張維華著《中國長城建置考》(中華書局1979年版)、景愛著《中國長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鳳凰出版社與中國長城學會合作推出的10卷本《中國長城志》(鳳凰科技出版社2017年版)等。

交通與軍事關系密切,相關研究成果亦很豐富,主要有章巽著《古航海圖考釋》(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嚴耕望撰《唐代交通圖考》(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簡體字版)、楊正泰著《明代驛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2006年增訂本)、辛德勇著《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版)、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書局1997年版)、曹家齊著《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版)等。

運河和絲綢之路是歷史上重要的交通通道,并由此延伸出水利、漕運、驛路、航海等研究。相關研究中,史念海、黃盛璋、姚漢源、陳橋驛、藍勇等均有重要成果。隨著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及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實施,這一研究將有更加廣闊的前景。

6.歷史文化地理

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伴隨著改革開放后的文化研究熱潮而興起。其包含的領域眾多,內容廣泛。周振鶴、游汝杰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該領域的拓荒之作,盧云著《漢晉文化地理》(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第一部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專著。綜論性的研究以陳正祥著《中國文化地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周振鶴主著《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為代表,其他還有唐曉峰、趙世瑜、王會昌、王恩涌等人的著作[29]。王振忠策劃過《區域人群文化》叢書。區域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司徒尚紀對廣東、藍勇對西南地區、王振忠對徽州、張偉然對湖南湖北、張曉虹對陜西、林拓對福建、李智君對河隴、朱海濱對浙江等地的研究。[30]

宗教地理是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佛教地理研究的成果尤為突出,主要有嚴耕望、辛德勇、李映輝、介永強、王開隊、楊發鵬等,其成果或分以時段,或定以地域。文學地理的研究成果亦有涌現,主要有曾大興對歷代文學家的地理分布、胡阿祥對魏晉本土文學地理、張偉然對中古文學地理意象的研究等。

總的來看,歷史文化地理的內容極為豐富,但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研究指標的選取、文化區域的劃分原則等仍有待于完善,研究內容上各分支的發展欠平衡,有待于進一步拓展。

()歷史自然地理

歷史自然地理研究主要包括歷史氣候變化、歷史地貌與水文演變以及歷史植物與動物演變研究,是歷史地理學中與現代學科結合得最為緊密的分支。這一研究奠基于竺可楨先生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并涌現出《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和《中國歷史自然地理》(鄒逸麟等主編,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等綜合性研究。前者是我國第一部綜合性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專著,反映了改革開放之初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主要成果;后者為前者的增訂版,對原書各部分的內容均有較大增補,反映了1982年以后三十多年的研究發展狀況。

歷史氣候變化的研究中,龔高法、張丕遠、葛全勝、方修琦、滿志敏、楊煜達等對歷史氣候變化的資料、方法等做了新的探索,并對竺可楨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新的修訂與擴展,使這一研究分支日益成熟。[31]

歷史地貌學研究的綜合性成果有曾昭璇、曾憲珊合著《歷史地貌學淺論》(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張修桂著《中國歷史地貌與古地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等。其他如侯仁之、王北辰、李并成、景愛等對沙漠的研究,譚其驤、史念海、鄒逸麟、鈕仲勛等對黃河與運河的研究,曾昭璇等對珠江的研究,張修桂對洞庭湖、荊江、崇明島的研究,韓昭慶對黃淮關系的研究等等,均已經非常深入。

動植物變遷方面的研究,以文煥然、何業恒為代表。文煥然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重慶出版社1995年版),何業恒的研究主要涉及珍稀獸類、鳥類、爬行類、兩棲類、魚類以及中國虎、中國熊等。隨著現實環境惡化問題的顯現,作為環境變化重要指標的動植物變遷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如曹志紅研究了歷史時期中國虎的地理分布、變遷與人類活動的關系,曹樹基、李玉尚等人則從傳染病與人口史的角度,探討了微生物引發的烈性傳染病對明清以來人口及社會的影響。

對傳世自然地理文獻的研究,以陳橋驛對《水經注》的研究最為突出,并初步開創了“酈學”。隨著GIS、遙感等現代技術的運用,相關研究的精確度日益提高,如曉杰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在重寫《水經注疏》與重繪《水經注圖》方面已取得重要成果。

() 古地圖與歷史地圖

地圖是歷史地理信息的綜合反映,對地圖的研究主要包含古地圖收集整理與歷史地圖編繪兩個學術領域。古地圖研究屬于古籍整理研究的范疇,歷史地圖則是今人依照歷史資料而編繪的現代地圖。

在古地圖收集與整理方面,曹婉如等編三卷本《中國古代地圖集》(文物出版社19901997年版)是學術精品,汪前進等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鐘翀主編《上海城市地圖集成》(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版)等成就卓著。王自強主編、影印的古地圖,有兩個系列,一是《中國古地圖輯錄》[32],二是《清代地圖集匯編》[33],內容最為豐富由于收藏單位開放受限,一些學者將視野擴大至國外,李孝聰、林天人、華林甫等將庋藏在歐美等地的中國古地圖向國內譯介、整理、出版,為國內學界提供了便利。[34]

地圖學史研究方面,綜合性的成果主要有陳正祥著《中國地圖學史》(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盧良志著《中國地圖學史》(測繪出版社1984年版),喻滄、廖克編著《中國地圖學史》(測繪出版社2010年版)等,美國學者余定國所著《中國地圖學史》被翻譯引入后(姜道章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對傳統科技史導向的中國地圖學史研究產生了沖擊,引發國內學者的熱烈討論,主要成果有成一農著《“非科學”的中國傳統輿圖——中國傳統輿圖繪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等。具體研究方面,主要有汪前進對古代地圖的投影方式,韓昭慶、丁超等對“制圖六體”等問題的探討。

歷史地圖的編繪,以《中國歷史地圖集》最為突出。在這一經典著作的帶動下,陸續涌現的成果有侯仁之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初集,1997年第二冊,2008年第三冊,2013年文津出版社全三冊)、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年版)等,其他如四川、廣東、上海、山西、福建、天津、山東、長江三峽、重慶、陜西等地的歷史地圖集業已出版,廣西、西藏、安徽等省的歷史地圖集亦有學者從事研制。地域性成果之外,第一部斷代歷史地圖集《清史地圖集》已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合作完工。以上歷史地圖集,皆以人文地理內容為主。歷史自然地理方面的地圖集,主要有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主編《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1年版)、國家地震局與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主編《中國歷史地震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61991年版)等。

歷史地圖編繪與研究是近年來歷史地理學研究中的新興分支,學術活動日益頻繁、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未來將有較大發展。

三、新手段、新方法、新領域

歷史地理學能夠保持生命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具有強大的更新能力,善于從相關學科中汲取新鮮養分,采納新的研究方法和技術。近四十年,以世紀之交作為分水嶺,前后兩段時期都體現出學科發展之“新”:從改革開放到20世紀末的20余年,歷史地理學在中國現代學科體系中站穩了腳跟,歷史人文地理空前發展,研究門類大大豐富,開始了對新手段、新方法、新技術的實踐與探索;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時間,新技術(GISRSGPS)在歷史地理學中的運用更加廣泛,一些新的學科理念使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領域進一步深化拓展,歷史地理學煥發出新的活力。

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史自然地理方面最先開始了對新手段、新方法的實踐,現代地理學重視田野調查、自然證據和建模分析的方法迅速拓展到歷史地理學領域,孢粉、樹木年輪、湖泊沉積物、冰芯等自然證據的采集與分析,愈發引起相關領域學者的重視。在歷史氣候研究中,施雅風等對中國全新世大溫暖期的探討(《中國全新世大暖期氣候與環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滿志敏對唐代氣候冷暖問題的討論(《歷史地理》第8輯)、張德二關于中世紀暖期的研究(《第四紀研究》1993年第1期)、鄭景云等對歷史時期旱澇指數序列的試驗(《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等,均在研究手段、結論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龔高法、張丕遠等還對歷史氣候變化的研究進行了方法論的歸納(《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研究方法》,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進入21世紀,歷史氣候研究開拓了更新的思路,更注重多學科方法的運用,例如:葛全勝等利用孢粉、石筍、湖泊沉積物,結合歷史文獻資料,通過一系列研究重建了中國歷史氣溫變化的序列,并對其變化規律進行了集成分析;張德二等采用多因子回歸方法,利用故宮晴雨錄資料重建了清代北京、南京、蘇州、杭州等地的高分辨率的降水序列;楊煜達從亞洲的整體環境研究清代云南的季風氣候與大氣災害等。

在歷史地貌與水文研究中,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鄒逸麟等前輩學者幾乎將歷史文獻資料的利用發揮到極致,為歷史黃河、沙漠、黃土高原、海岸線的復原奠定了基石。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一度放緩,隨著GISRS技術的引入,歷史地貌研究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如滿志敏《北宋京東故道流路問題的研究》(《歷史地理》第21輯)利用古地圖、文獻等傳統史料,加之遙感數據、GIS手段,重建了新的北宋時期的黃河京東故道,大大提高了歷史河流地貌研究的精度;潘威、滿志敏在GIS方法的支持下,重建了長江口南支沖淤狀況(1861—1953年)和青浦區河網密度變化(1915—1978年),展現了空間模型在構建區域變化過程中的作用。

可見,近四十年來,歷史學、地理學、統計學、信息科學等多學科方法已逐漸融匯于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有關重大氣候事件、自然災害的社會響應、人地關系問題的探討還可能涉及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新手段、新方法的引入,使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三個新特點:(1)研究結論所呈現的精度、分辨率越來越高,可視化越來越強;(2)研究的時間斷限越來越細化,空間指向越來越明確,地域性明顯加強;(3)歷史地理學的科學度顯著提升,與人文性并重,充分體現了歷史地理學作為交叉學科的特質。

21世紀以來計算機的普及、數據庫、GIS等新技術的普遍推廣,使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的建設方興未艾。一些高校相繼成立了相關實驗室以響應歷史地理學對新技術的需求,如復旦大學歷史空間綜合分析實驗室、陜西師大西北研究院GIS實驗室、暨南大學歷史地理信息實驗室、中國人民大學“數字清史”實驗室等。2000年,復旦大學與哈佛大學等機構合作研制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啟動,為我國歷史地理信息平臺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臺灣學界對歷史地理信息化的探索也卓有成效,中研院開發的中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平臺(CCTS)始于1996年,包含基本空間數據、WebGIS 整合應用環境以及主題化的屬性數據三大部分,整合了大量歷史文獻、古地圖、遙感影像和田野考察數據等,為地理信息技術與歷史研究搭建了橋梁。另外,還有王均提出建設陜西省資源環境本底數據庫、張萍牽頭建設的絲綢之路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等。

近年來,“數字人文”的興起為歷史資料的整理與保存提供了新途徑,也為歷史學研究提供了更多便利。歷史地理學領域新技術的發展,為“數字人文”注入了巨大活力。陳剛指出,歷史地理信息化已經成為數字人文研究的主力軍(《“數字人文”與歷史地理信息化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歷史地理信息化在十余年的發展中可謂進步迅速、成績斐然,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當前歷史地理學領域對GIS 的運用大部分仍停留在數據生成和定性描述階段,與地理學其它分支學科相比還有差距。如何充分凸顯和發揮GIS空間分析的功能,實現與相鄰學科的交叉與銜接,發揮歷史地理學的應用價值,應該是歷史地理信息化前進的方向。

歷史地理學向來注重應用價值,譚其驤等老一輩學人的一系列文章與言論對當時的國家疆域、民族關系、行政區劃、河道治理等重大現實問題都有指導性意義。21世紀以來,諸多學者進一步拓展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領域和視角,例如,鄒逸麟對我國歷史時期災害時空變化及其與政治、經濟、文化等關系的揭示(《“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復旦學報》2000年第6期);龔勝生對歷史疫災地理的系統分析(《中國疫災的時空分布變遷規律》,《地理學報》2003年第6期);華林甫提倡政區研究要為現實服務,實現古今無縫對接(《政區研究應該打破古今界限》,《江漢論壇》2005年第1期);藍勇對長江三峽歷史地理與環境的研究(《近兩千年長江上游森林分布與水土流失研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吳松弟提出的“港口—腹地”模式及其對近代經濟地理的探索等,都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和現實關懷。隨著新方法、新技術的應用和新領域的拓展,新時代環境治理、災害防范、政區改革等現實領域,歷史地理學界將完全有能力貢獻更多智慧。

四、結語

盡管目前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方興未艾,蒸蒸日上,但同時也應該處理好與地方史、與環境史等學術領域的關系,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文化史研究當中也會涉及到地理要素或者地域內容。嚴格意義上來說,地方史、環境史等領域都是專門史,不是歷史地理學,但與歷史地理研究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味排斥誠不可取,但畫上等號也欠科學。

傳統文史研究獲取史料的手段,在21世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學術的核心仍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雖然傳統史料在“數字人文”時代已大多可通過檢索手段獲取,歷史地理信息化也為學術研究可視化、多元化提供路徑,但任何先進的技術都應基于翔實的資料和客觀的分析,傳統考據、實證研究的方法仍不可弱化,以避免歷史地理研究誤入空心化的歧途。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有用于世的學科(史念海:《發揮中國歷史地理學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3),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為國家建設已經并將繼續做出重大貢獻。所以,出于學科本身發展的需要和社會企盼,歷史地理學在新時代一定會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發展,歷史地理工作者也必將大有可為!

本文原刊張海鵬主編《中國歷史學40年(1978-201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198-218頁。

注釋從略。引用請務必參考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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