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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治史研究工作坊:“清代西部邊疆治理”專題研討會在陜西師大召開
來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點擊數:346 更新時間:2019-11-29

2019年1116日至18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與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清代西部邊疆治理學術會議”在西安舉行。來自中國人民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云南大學、山西財經大學等院校的16名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其中本所學者有楊念群、祁美琴、劉文鵬、董建中、曹雯、毛立平、胡祥雨等教師以及王科杰博士。

      會議于17日上午8:30正式開始,首先由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院長王欣教授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劉文鵬教授致辭。王欣教授指出,清代邊疆治理研究,不僅是學界關注的重要學術課題,也是當今國家治理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而如何進一步反思清代邊疆治理研究的優勢與不足,構建符合中國實際,體現中國風格的邊疆研究范式與學術話語體系,正是此次會議探討的主旨所在。劉文鵬教授結合自身治學經驗,闡明了清代西部邊疆治理不僅作用于邊隅,亦反作用于中央,對軍機處等重要機構的設立乃至國家決策運行機制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于清代西部邊疆治理研究,劉文鵬教授強調了學與行即理論與經驗相結合的重要性,回顧了本所在曲阜、承德、太原等地與兄弟院校進行學術研討的成功經驗,并對此次會議及今后相關活動的舉辦表達了肯定與期待。


大會主題報告由王欣教授主持并評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楊念群教授發表。報告題目為《清朝‘二元理政’模式論綱——超越‘漢化論’‘內亞論’的新視角》。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論均建立在“承天受命”和“以德化人”的儒家思想基礎之上,而清朝則將版圖延伸至諸多非漢人群聚居的地區,此時儒家正統觀已無法全面涵蓋這些地區的民眾信仰和習俗。楊念群教授進而提出,清朝分別針對內地和邊疆形成了新型“正統性”統治模式,即在內地仍然依賴儒家的道德教化,在藩部則主要依靠邊疆少數族群對藏傳佛教的信奉,從而建立起了另一種對前朝正統性的補充性制度框架。楊念群教授特別提示應注意以上兩種正統性并非居于并列地位,儒家的“正統性”仍對藏傳佛教的“正統性”具有優先的統攝作用,清朝對邊遠地區采取的軍事行動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必須經過內地正統性加以認證。楊念群教授認為,以往國內史界與“新清史”纏斗不休卻終無定論的癥結在于,混淆了“統治”與“治理”的涵義。事實上,“統治”主要是指皇權對一系列帶有虛構色彩的象征性隱喻系統的利用和尊崇,“治理”則更像是對各類象征性統治符號的技術性延伸。其背后俱有相當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在起作用。

會議專家報告共分兩場,議題主要涉及清代西部邊疆治理體系與區域治理,多語種文獻與清代西部邊疆治理研究等。第一場報告由陜西師范大學徐百永教授和云南大學潘威副教授主持,陜西師范大學王啟明副教授、王欣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胡祥雨副教授、劉文鵬教授評議。陜西師范大學張莉副教授《清代吐魯番扎薩克郡王權力空間的變化》一文將權力與空間結合起來,關注清代吐魯番扎薩克郡王權力空間在清政府的主導下,從強調屬人原則,到強調地域劃分,再到強調屬地的變化,力圖闡明權力在地理空間上的表現形式與作用效果,由此進一步深入探究權力空間的建構與特定地域生態環境、社會政治關系、經濟關系變遷之間的聯系。潘威《清前中期伊犁錫伯營水利營建與旗屯社會》一文考察了伊犁錫伯營水利營建與當地旗屯社會的關系,指出錫伯營在嘉慶前期興修察渠的原因一方面源于其農耕傳統,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錫伯營在伊犁各旗屯中特殊的財務制度、錫伯營內部土地所有方式改變和乾嘉之際伊犁河南岸的環境變化,特別是土壤鹽堿化。察渠建成后,為錫伯人帶來了水利共同體形成、領地擴大、農業發展、政治地位提高等一系列影響,大大完善了其旗屯社會的功能。山西財經大學賈建飛副教授《清代回疆的族際兩性關系研究:基于犯罪檔案的考察》一文基于清朝滿漢文檔案,主要關注清朝統一回疆后至張格爾之亂前后,回疆內地人群體中的性別失衡以及由此導致的內地男性和當地女性,尤其是回子女性之間的族際兩性關系,旨在分析清朝禁止內地女性前往回疆的政策如何影響回疆社會及各方對此的反應。先前清人及后世學者論及清代回疆族際兩性關系,往往強調清朝官員對當地女性的性剝削,但卻忽略了這種性行為與清政府政策及族際經濟交流之間的關系。該文頗具創見地指出,清政府嚴禁內地女性移民回疆所導致的性別失衡及族際經濟交流增多所導致的接觸頻繁,使族際兩性關系呈現出一方面引起回疆社會動蕩,另一方面又為各方容忍甚至縱容的復雜樣貌。王啟明《三通三絕:清朝對換防線路“納林道”的使用》一文廣泛利用北京及臺北所藏滿漢文檔案,細密考證了清代對從伊犁經中亞納林河前往南疆喀什噶爾的軍事換防道路納林道的使用情形。先前學者包括作者本任均認為納林道在乾隆、嘉慶年間為清朝換防行軍線路。而本文指出,在整個乾隆年間,伊犁官兵換防回疆,始終經由伊犁與阿克蘇之間的“冰嶺道”前往喀什噶爾,從未經行納林道。

      第二場報告由賈建飛副教授和董建中副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董建中副教授、曹雯副教授、祁美琴教授、毛立平副教授評議。中國人民大學王科杰博士《就其糧餉:南疆的經濟支持與清代伊犁駐防初建》一文就視角轉向前人較少關注的南疆,探究其所提供的經濟支持與清代伊犁駐防初建之間的關系。該文首先探討了進討回部與乾隆對全疆統治構想的關系,指出乾隆進討回部,實質上是為了就南疆糧餉屯駐伊犁。其次,從官民兩項分別探討了南疆在伊犁駐防初建時期所提供的糧餉支持,澄清了前人對相關史料的誤讀,梳理了伊犁屯駐的實際人數及補給數目。最后,該文認為,正是南疆的經濟支持,使清朝免于從內地長途轉輸,運送兵丁及補給,大大節省了財政開支,加速了伊犁駐防的建設進程。陜西師范大學助理研究員謝光典《大庫倫喇嘛羅卜藏達木丁(Luwsandamdin,1867-1937)與乾隆御題<十六應真像>贊跋》一文主要探討羅卜藏達木丁對《十六應真像》乾隆御題贊跋的藏譯工作,通過對比乾隆原文與羅卜藏達木丁藏譯文之間的一同,分析其對《十六應真像》與乾隆所題贊跋的理解。陜西師范大學助理研究員張伯國《乾嘉時期布魯特各部首領襲職考述——基于滿文檔案的考察》一文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中布魯特人獲賞翎頂檔案為基礎,對翎頂賞賜與布魯特首領襲職制度之變革、清代布魯特首領襲職方式及標準、襲職程序及馭邊功效等問題進行系統研究,以期從布魯特首領襲職的角度,重新審視清代布魯特治理實踐之成效,并進一步反思布魯特諸部在清代西北藩屬體系中地位的界定問題。作者認為,乾嘉時期布魯特各部與清朝關系親疏不一,將布魯特諸部在清朝西北藩屬體系中的地位,籠統地界定為清朝之境外外藩或屬國并不符合歷史實際,對布魯特各部藩屬地位的界定應因時因部而論,不宜統而論之。陜西師范大學助理研究員羅宏《從‘རྒྱ་ནག’一詞看清代藏文文獻中的‘滿’‘漢’觀念》一文嘗試從藏文化的視角對清代的滿、漢關系進行新的解讀,并進而理解當時復雜的族群關系和清朝統治的族群和文化性質等問題。藏語“རྒྱ་ནག”一詞的通常含義是指“漢”“漢人”,但作者發現在清代藏文獻中“རྒྱ་ནག”一詞卻并不完全等同于“漢”。很多情況下,該詞也用以指稱“清朝”和“滿人”。清代藏文獻中大量出現的明顯的認“滿”為“漢”的現象說明,在清代藏文獻的書寫觀念中,滿的族群身份對清朝政權性質的影響似乎不大。

以上報告結束后,祁美琴教授進行了會議總結,對諸位學者的報告加以點評并提出了諸多建設性的意見。此次會議以中青年學者為主,所提交論文多能熟練利用多語種文獻,頻繁轉換觀察視角,故或對前說有所匡正,或對研究有所推進。諸位學者積極發言,熱烈討論,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王科杰 供稿,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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