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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全四冊精裝出版
來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點擊數:24407 更新時間:2013-7-17

 


 (《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全四冊)50種重要文獻匯編》,中華書局出版,20136月,14冊,2020頁。定價:290元)

 

 

 


        

        明清之際,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在來華過程中編輯和出版了大量的中文著作。這些著作涉及到宗教神學、教育學、倫理學、邏輯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音樂學、美術學、文藝學、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醫學、數學(主要是幾何學)、植物學和動物學等眾多學科,是各個學科史追根溯源必須涉及到的內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思想史和學術史上,都具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

黃興濤和王國榮花費多年時間,搜集、整理、橫排標點、校注,簡介,完成了《明清之際西學文本——50種重要文獻匯編》的編輯出版,全書165萬字,2020頁,由中華書局精裝推出。編者對不少重要而珍貴的西學文本進行了“整合”,如《齊家西學》、《治平西學》、《斐錄答匯》、《譬學》等等,使其中多部得以“完璧”的形式出現。有的文本,這次點校本,則或可堪稱最佳的版本,如《伊索寓言》最早的節譯本——《況義》等。為避免重復,朱維錚先生已編輯出版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所收作品和已經橫排標點出版的那些西學文本,沒再收錄。該編凝聚了編者多年的辛勞,不僅有助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同行使用,也方便了人文社會科學其他各個門類的學者涉獵和了解有關內容。

全書所收西學文本目錄如下:

第一冊:《天主實錄》,《齋旨》,《圣經約錄》,《七克》,《天主教要》,《童幼教育》,《西學凡》,《性學粗述》,《靈言蠡勺》,《況義》,《萬物真原》,《睡答·畫答》,《主制群征》,《靈魂道體說》。

第二冊:《修身西學》,《齊家西學》,《治平西學》,《譬學》,《達道紀言》,《西方答問》,《五十言余》,《超性學要》(節錄),《逑友篇》,《西方要紀》,《四末真論》,《窮理學》(節錄),《格致奧略》。

第三冊:《泰西水法》,《表度說》,《天問略》,《泰西人身說概》,《測食(略)》,《地震解》,《遠鏡說》,《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寰有詮》,《空際格致》,《大測》,《幾何要法》,《斐錄答匯》。

第四冊:《火攻挈要》、《新歷曉或》、《西洋新法歷書》(節錄其《歷法西傳》),《天步真原》、《歷學會通》(節錄),《新制靈臺儀象志》(節錄)、《坤輿圖說》,《地球圖說》,《獅子說》,《進呈鷹論》,《律呂纂要》,《律呂正義·續編》(節錄),《視學》,《自鳴鐘表圖說》。

 

 

 

 

 

 

 

 

明清漢文西學文獻整理的新創獲

鄒振環 《 中華讀書報 》( 20130724 13 版)

     晚明以來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遷,期間中國思想學術演變之根本原因是因為與西學的碰撞。在漢文化圈中所謂的“西學”,大致包括了兩部分的內容:一是西方人在中國或東亞地區用中文介紹的西方學問,二是中國或東亞學者所理解和認識的關于西方的學問。筆者曾把晚明以來屬于明清歐洲基督宗教之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所形成的漢文西學文獻[1]分為三個類似考古學上的“堆積層”,一是在明末發現的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為代表的景教文獻,二是明清間編譯的漢文西學文獻,三是19世紀以來西學家所留下的大量漢文西學譯著。而比較系統地發掘屬于明清間編譯的漢文西學文獻的工作,大致開始在20世紀60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獻匯編是1965年起陸續由臺北學生書局推出的吳相湘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第23(1965年出版)24(1965年出版)40(1966年出版)。前者為明末李之藻編刊于1626年的《天學初函》,其次為《天主教東傳文獻》一冊,或稱正編,繼為《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三冊,1972年,吳相湘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續編》又推出為數六冊的《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在大陸天主教西學研究尚未解凍的歲月里,這些明清之際影印本曾經給全世界明清西學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源。

     新的一輪的文獻收集和整理工作是由比利時的鐘鳴旦教授與荷蘭的杜鼎克教授聯合發起的,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祝平一、黃一農教授等都參與了這些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如《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5(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把原藏于上海徐家匯藏書樓,20世紀40年代末被耶穌會士帶到菲律賓后又轉道收藏于臺灣的一批漢文文獻公諸于世;之后鐘鳴旦、杜鼎克又主編了《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12(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兩位還與蒙曦一起主編了《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26(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因此,全世界收藏明清天主教漢文西學文獻最多的三個機構: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上海的徐家匯藏書樓和羅馬的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所收藏的相當一部分明清漢文西書已能重見天日。

     文獻的發掘和點校整理是相互依存的兩個不同層面的工作。20世紀80年代我隨朱維錚先生求學時,就聽說他有編纂利瑪竇中文著譯全集的計劃,2001年我們讀到了由他主編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該書在文字句讀、標點分段和考辨版本文字的異同方面,做了許多重要的示范,開了系統整理明清某一傳教士漢文西學著譯的重要先例。之后此一某一傳教士漢文著譯的全集還有葉農教授點校的《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澳門文化藝術會20122),該書多達119萬字,系統收入了被譽為“西來孔子”艾儒略的漢文著述,葉農還將繼續完成龐迪我等漢文著述全集的編校。默默做著文獻整理工作的還有周方駬先生,他編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叢編》(5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收入了明萬歷年間至清康熙朝有關天主教史文獻七種:《辯學遺牘》、《代疑篇》、《三山論學紀》、《天學傳概》、《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他利用在國家圖書館工作的便利,除若干孤本外,還取善本為底本,參校不同版本,進行校勘。

     明清基督教漢文文獻更為系統的標點工作是由一位韓國學者啟動的,1994年鄭安德博士在北京大學進修期間,參與了美國舊金山大學和魯斯基金會的相關項目,以一人之力收集來自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的資料,完成了《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五卷(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皇皇五大冊的標點本漢文西學文獻集,為大陸干涸的學界提供了類似甘泉的文獻。

     如果說鄭安德是源自編者對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來華后與傳統中國文化、哲學、宗教發生了怎樣交涉的問題意識出發,來整理和編纂《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一書的,那么,放在筆者面前的厚厚四大本《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6)則是編者黃興濤教授出于近十年來從事清代新名詞、新概念和西學影響史研究的需要,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細細摘抄的過程中,萌發了將這些影印本進行標點,以橫排的形式,惠及更多的同好,以便讓這些珍貴的資料在更為廣泛的范圍內流通。該書副標題“50種重要文獻匯編”,其實全書收入了54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字數多達165萬字。前有編者長篇序言《明清之際西學的再認識》,對此期傳播的西學內容與蘊涵有深度解讀。通讀全書,筆者覺得此編有幾點值得特別加以介紹。

     首先,編者長期從事中國學術史和文化史研究,與同類標點整理本相比,《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的選書范圍很廣,頗顯學術史和文化史的特色。如第一冊注意從基督教傳教文獻選書,第二冊的重點多涉及哲學、倫理學,第三冊多自然科學,第四冊屬于天文歷法、地理學、動物學、音樂和透視學等。其中不少文獻于研究現代一些新學科的生成,都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如《治平西學》之于政治學,《斐錄答匯》之于廣義哲學,《修身西學》、《逑友篇》之于倫理學,《童幼教育》之于教育學,《譬學》之于修辭學,《泰西人身說概》之于解剖學,《獅子說》、《進呈鷹論》之于動物學,《律呂纂要》、《律呂正義·續編》之于音樂學、《視學》之于透視學,等等。

     其次,編者在選書時已經廣泛調研過目前明末清初漢文西學文獻的整理現狀,對已經有過單獨標點或橫排出版的文獻,不再重復收入,如利瑪竇在明末西學東漸史上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因之前已有了“高品質的匯集、標點并題解”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因此編者不再“以水濟水”,但對于該書未收的《齋旨》則加以補收。《名理探》因有了1931年和1941年先后有上海徐匯光啟社五卷排印本和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名著”本,以及1959年三聯書店的“邏輯叢刊”本;《職方外紀》也因有了現代學者謝方的高質量的校釋本,因此,《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均不再重復收入。

第三,編者注意利用上述臺灣《中國史學叢書》系列和利用了上述鐘鳴旦、杜鼎克、祝平一、黃一農等收集整理的幾套“明清天主教文獻”的影印本作為底本,同時也根據具體情況,參校和利用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等若干圖書館所藏的其他版本。還有若干是編者自己錄入或抄寫的版本,如利類思的《進呈鷹論》以往學者討論多據《古今圖書集成》,編者利用了國家圖書館所藏清刻本作底本,并與《古今圖書集成》中的《鷹論》互校,為讀者提供了較好的版本。不少西學文本,編者都校出了訛誤或錯漏,如首部天主教教理書《天主實錄》,鐘鳴旦等影印的原本有一張漏頁,此次得以補足,堪稱首次的“完璧”。《況義》的原本也校正出不少錯字,稱得上是目前最為完善的本子。

第四,編者虛懷若谷,稱自己的編輯方法仿效《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其實有繼承也有發展。文獻標點、整理過程中實際包含著研究,如將散存于不同檔案資料匯編中的《齊家西學》前四卷和后三卷合成;將分別藏于耶穌會羅馬檔案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斐錄答問》一書的上卷和下卷匯集一本,使之以完璧,給讀者閱讀以方便,也給學者版本考察提供了初步的線索。整理文本的一項重要工作即撰寫簡介,包括作者、著譯、出版時間、成書背景和內容提要,這是傳統目錄學必不可少的環節,也是整理工作中難度最大的工作之一,因為其所涉及的學科范圍實在是太廣了。全書各篇簡介中顯示出編者對學界研究前沿的重視(如南懷仁的《坤輿圖說》簡介中注意介紹和利用學界研究的新成果),并多少都有著屬于自己的認知新發明,頗顯學術功夫。細心閱讀各篇簡介,對此會留下深刻印象。如利類思《獅子說》一篇簡介中,編者指出利類思的研究方式,有別于明清時期中國本土的動物學著作,帶有鮮明的西方印記,“可以視作東西方動物學交流的開端”。雖寥寥數語,卻可見編者研究心有所得。

作為一項耗時耗力巨大的工程,《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基本完成了編者自己設定的目標。當然,書中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編者在序言中所述選書剔除原則中提到的《西儒耳目資》,其實并無由著名出版社單獨標點或橫排出版過,除了目前所能看到1626年“景風館藏版”外,未有標點本,實在是應該重新整理橫排再版的。該書中有些版本的簡介尚未能交代完整,如收入《修身西學》依據的為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全本,編者稱與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全本內容相同。但據筆者所知,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修身西學》系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23年第4版,經與《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收入的“古絳景教堂藏板”本對校,除制作了目錄外,文字上還是有若干改動的。作為由晚清新名詞和新概念的專題研究引發而編的這一套文獻,沒有編纂一份翔實的人名、地名、書名索引當屬明顯的缺憾,筆者以為,如果編者能夠同時設計一套新名詞和新概念的索引,相信會為方興未艾的東亞概念史研究提供一個重要的學術導引。

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明清以來的西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近年來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而明清以來留下的豐厚的漢文西學文獻,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寶庫,曾經在東亞世界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也是我們今天研究東西文化交流史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資源。學術研究的進步,有賴于文獻新資料的不斷發掘和不斷整理,相信《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的出版,將對近年來已蓬勃發展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在華的傳播史和明清學術文化史的研究,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明清之際西學文本:50種重要文獻匯編》黃興濤、王國榮編中華書局2013年6月出版



[1] “漢文西學文獻”或稱漢文西學典籍、中文西學著作、漢譯西學書籍。筆者將之簡稱“漢文西書”。20世紀80年代,日本學者就將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的譯述稱為“前期漢譯西書”,將19世紀以后新教傳教士的譯述稱為“后期漢譯西書”。(參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頁2390年代筆者在討論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學輸入問題上,最早使用了“漢文西書”的概念,主要用于指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用漢語撰寫,或在中國人幫助下編譯的有關西方內容的各類圖書和文獻,包括有原本參照的譯著;或無原本依據、只是西方傳教士依據西方概念和內容編寫的各種圖書。參見鄒振環《西方地理學的學術挑戰與中韓學人的應戰》,《復旦學報》1999年第3期;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第一章。筆者至今仍認為這樣處理,較之日人“前期”、“后期”的說法更為合理。(此注《中華讀書報》發表時被刪掉,特此補上)

 

 

 

 

 

附:《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的編輯緣起和有關說明

                  黃興濤

筆者最初起心編輯《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實源于近十余年來自己所從事的晚清新名詞和新概念的專題研究需要。因為要想弄清近代中國所流行的相當一部分新名詞的真實來源,并辨析它們與明治維新后日本漢字新名詞之間的復雜關聯,非得下定決心、去一一翻檢明末清初直至清中葉那些承載和傳播西學的各種書籍不可。2003-2004年,我有機會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一年,在學社收藏豐富的圖書館里,得以集中看到大量的傳教士中文文獻,特別是臺灣利氏學社2002年剛出版不久的《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遂逐一加以過目并細細摘錄,形成了厚厚的幾大本筆記。在這一過程中,我強烈地感受到,有必要將其中那些思想文化內涵豐厚、格外具有學術交流和跨文化傳通意義的西學文本匯集起來,給以標點與橫排,并附之以簡單的文本和作者介紹,以便使它們能夠以更為集中和輕便的方式、在更為廣泛的范圍內得到流通,這將不僅有助于從事傳教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外的更多的學者、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學者們加以利用,也能方便更多層次的一般讀者隨時查閱。可以肯定,這應當是一件有益于學術文化交流和積累的基礎性工作。

回國后,我將這一想法告知中華書局的李晨光、孫文穎、馬燕等編輯,得到他們的強烈認同,兩年后彼此正式簽訂了出版協議。我擬定了所選書目之后,就與王國榮博士一道,開始了“漫長”的查找、對勘、標點和撰寫文獻簡介的歷程。由于文獻內容太過豐富,涉及的領域又多,我們的編校同時也成為一個不斷學習和研究的過程,而且面對新見的材料或新出現的材料,還要適當加以調整或增補。這樣,斷斷續續,直到2009年時才總算大體完成了初步工作。隨后反復的校對、核查和修改,又花去了大約三年時間。面對長期堆在書案旁邊的、沒有完整時間集中處理的、處于不同完成階段的沒完沒了的文獻書稿,我常常要后悔當初竟然自不量力地承擔了這樣一個要長期考驗自己毅力和耐心的任務。但可以自慰的是,最終我們還是盡職盡力地完成了這一工作,并使其成為教育部國家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關系史研究”的資料系列整理成果之一。

關于本書的編校本身,有幾點需要加以專門說明:

(一)本編名為“明清之際”,或稱“明末清初”,只是一個大致的時期標示,它借用的是一個習慣說法,其中有少量的內容其實涉及到清中期以前,如《格致奧略》等;所謂“五十種重要文獻”,也是言其整數,實際收錄了五十四種。

(二)本編主要收集以傳教士為主體或與傳教士合作傳播西學的

漢文“文本”[1],其中又以傳播天主教學理、以及歐洲當時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個領域知識或成果的代表性文本為主。那些非常專業、通篇表格和符號充斥的一類自然科學文本,未加收入。有些部頭極大、清廷組織編寫的大型學術書籍,由于篇幅的限制,或無法收入,或根據特點酌情節錄。



[1] 這裡所謂“西學文本”中的“文本”,有別於詮釋學意義上那種嚴格定義的用法,只不過用來指稱那些獨立成本、成書或成篇的漢文西學文獻而已。其中絕大多數,當時均獨立成本、成書。但對於後來的解讀者和闡釋者而言,這些文獻又無疑具有詮釋學上的那種“文本”意義。

(三)那些建國后已經被著名出版社單獨標點或橫排出版、比較容易查閱的西學文本,如《名理探》、《職方外紀》、《西儒耳目資》等,一般不予收錄。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幾何原本》、《同文算指》、《西國記法》、《西字奇跡》、《西琴曲意》、《交友論》、《坤輿萬國全圖》、《渾蓋通憲圖說》、《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乾坤體義》、《圜容較義》、《測量法義》和《理法器撮要》等眾多著譯,無疑是明清之際西學文本中不容忽視的部分,但由于朱維錚先生主編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12月版),已經基本上高質量地匯聚、標點并題解了利瑪竇重要的西學文本,或給予存目處理,查閱起來十分方便,自然不必再錄。事實上,此書本身的編輯方法還成為我們效法的榜樣(關于利瑪竇的著譯或曾以他的名義傳播的作品,朱維錚先生未收而我們收錄的僅有《齋旨》一篇)。個別如《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因其最近才有人點校新出,而我們已早錄在先,成為例外。

(四)此編主要利用了已出的各種收錄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的影印性資料集,如臺灣列入《中國史學叢書》系列的《天學初函》、《天主教東傳文獻》及《續編》、《三編》;鐘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一等編的《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鐘鳴旦、杜鼎克主編的《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以及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的《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等等,同時根據情況,我們也盡量參校或利用了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等幾家較大的北京圖書館所藏的一些其他版本。還有的部分,是自己錄入或抄寫的版本。借此機會,我們要對前人的相關工作和出版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謝之情。

(五)在編校過程中,我們很高興地進行了一些簡單的“合成”工作,如將散存于不同檔案數據匯編中的《齊家西學》前四卷和后三卷合成完璧出版;將分別存于耶穌會羅馬檔案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斐録荅匯》一書的上卷與下卷、集中在一起完整出版;以同樣的方式,終于使《譬學》上下卷得以“整體亮相”(《天主教東傳文獻三遍》僅收其上卷)等等。此外,將最新問世的《治平西學》分散的各部分整合到一起出版,也是我們的一種自覺努力凡此,自然都會給讀者帶來閱讀和利用的方便。

(六)為了便于一般讀者,我們在每個文本前都做了一個“簡介”,盡量去了解和采納學術界近期研究的前沿成果,予以消化和介紹,也兼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辨析和考證工作。這些簡介,主要交代文本的作者,著譯和出版時間,有關背景和內容的特點,以及所據底本及參照本等。當一個作者有多個文本被收錄時,其生平一般在首次出現時加以介紹,后面則不予重復。由于文本編輯持續的時間較長,這些簡介的深淺或不平衡,有的介紹恐“前沿性”略顯不足,也在所難免。此外,有些文本,我們還根據所見所識,努力做了一些注釋,包括說明各版本之間的文字差異等,但愿對讀者有益,也可供研究者參考。

(七)本編分四冊,第一、二冊主要收錄天主教學理和涉及較多今日所謂人文社會科學內容的部分;第三、四冊則以收錄自然科學內容部分為主。但這也是相對而言,為方便讀者,不得已而為之。像《斐録荅會》一書,“斐録”本屬廣義哲學,但該書實際內容卻以自然科學為主,我們便將其編排在第三冊。《寰有詮》雖然被編排在第三冊,其本身卻也大談宗教學理。同時,我們的編排,還考慮到四冊字數的平衡問題。具體到各文本的前后編排,則大體以其正式刊刻的時間為序,有時也會參考其完成時間和內容相近等因素。

(八)本編的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除要求按規定進行標點和予以橫排外,還要求使用繁體字。但明清之際傳教士傳播西學的文本自身,卻經常夾雜著不少簡體字,為存其真,我們一般都盡量保持原狀。

不過,限于自己的眼界、水平、編輯難度和本書容量,我們的工作一定還存在各方面的失誤或不足,尤其是一些我們原想收錄的文本,這次因各種原因未能全部列入,留下遺憾。敬請海內外專家不吝指正,以后我們應當還有機會再加增補和完善。

最后,我還要對為編輯這部書做出貢獻的朋友、同行和學生表示誠摯的謝意。特別是我的合作者王國榮博士,他為編輯此書耗費心力多年,做了大量細致而重要的前期工作,而這部書因為我的原因,在我這里拖得如此之久,思之不免歉然。湛曉白博士在課題啟動之初,曾參與標點幾部文本。張西平先生為了幫助我復印《天主實錄》的一面錯漏之頁,曾委托自己在羅馬檔案館的學生為之翻拍惠寄。鐘鳴旦、王揚宗、韓琦、沈國威、內田慶市等先生,或給予指點、或惠贈資料、或惠允使用資料,均使我難以忘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99-12月,吳小新先生曾邀請我到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訪學,在那里,我得以博覽各類豐富的西學文獻,并得到小新先生、胡明輝兄和Mark Stephen Mir等多位工作人員的熱情幫助,為此書的最后定稿,作了進一步的資料增補和核實工作。此外,我多年的摯友、書法家雒三桂,不僅經常為我錄入有關文稿提供無償幫忙,還為本書題寫了書名。

中華書局的李晨光、李靜、孫文穎,也是應該表示感謝的。尤其是孫文穎,她作為此書的責任編輯,為此書前后多年所付出的辛勞,實在令人感動。當然,編校中所存在的任何錯誤和不當之處,都應由我個人負責。

 

——對本編內容有進一步興趣的學者,可以參閱黃興濤的論文:《明末至清前期西學的再認識》一文(載《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 這裡所謂“西學文本”中的“文本”,有別於詮釋學意義上那種嚴格定義的用法,只不過用來指稱那些獨立成本、成書或成篇的漢文西學文獻而已。其中絕大多數,當時均獨立成本、成書。但對於後來的解讀者和闡釋者而言,這些文獻又無疑具有詮釋學上的那種“文本”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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